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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管反思性思考是偉大的文學和藝術作品、電影和音樂、網(wǎng)站和產(chǎn)品的精髓所在，但它并不是引起知識分子興趣的成功保證。許多獲得高度贊賞的嚴肅藝術和音樂作品，對于普羅大眾而言都甚難理解。我懷疑甚至那些對它們大加贊賞的人也覺得難以理解，因為在文學、藝術和專業(yè)批評這些高雅的領域中，似乎如果某件作品輕易就能被理解的話，它就會被視為存在缺陷；而如果某件作品是令人難以參透的，那它就肯定是佳作。某些傳達出微妙、隱含的知識分子氣息的作品，它們可能不為一般觀眾或使用者所熟知，除了它們的創(chuàng)作者和大學校園里畢恭畢敬地聽著教授的評價講解的學生之外，也不為其他任何人所知。

回想一下弗里茨·朗（Fritz Lang）的經(jīng)典電影《大都會》（Metropolis ）的命運，“一部有關孝順反抗、浪漫愛情、異化勞工和去人性化特技的野心勃勃并且耗資巨大的科幻默片 ^[1] ”。這部電影于1926年在柏林首映，但是美國電影發(fā)行商派拉蒙電影公司（Paramount Films）卻抱怨它的艱深晦澀。他們聘請了劇作家詹寧·布魯克（Channing Pollock）來改編這部電影。布魯克抱怨說：“象征主義運用泛濫 ^[2] ，以致觀看電影的觀眾根本不清楚這部電影在講述什么。”不管你是否同意布魯克的批判，太多的知性主義確實會妨礙愉悅和樂趣的產(chǎn)生，這是毫無疑問的。（當然，以下是題外話：嚴肅的論文、電影或藝術作品的目的在于教育和宣揚，而非娛樂。）

普通觀眾的喜好與知識和藝術界人士的需求之間，存在著根本的沖突。這種情況對于電影來說最為突出，而且對于所有的設計和嚴肅音樂、藝術、文學、戲劇及電視節(jié)目也都適用。

制作電影是一個復雜的過程。成百上千的人參與到整個制作過程中，制片人、導演、編劇、攝影師、剪輯師、片場監(jiān)制，都對最終的電影成品有著合法的發(fā)言權。藝術的完整性、具有凝聚力的主題法以及深層次的東西都甚少來自團隊。最好的設計始終遵循有凝聚力的主題，同時具有明確的視覺和重點。通常，這樣的設計由個人的想象力推動。

也許你會認為我在駁斥自己提出的一項標準設計原則：測試然后重新設計。我一直倡導人性化設計，即根據(jù)潛在用戶的使用測試結果，不斷地對一個產(chǎn)品進行修正。這是一個經(jīng)過時間驗證、行之有效的方法，以此方法制造出來的最終產(chǎn)品能滿足最廣大用戶群體的需要。為什么現(xiàn)在我主張，對最終產(chǎn)品有一個清晰概念并保證按此概念進行產(chǎn)品開發(fā)的單個設計師，會勝于“設計、測試然后重新設計”這套審慎的設計流程呢？

差別在于我此前的作品都是側重于行為層次的設計。我至今仍然堅持認為，交互式、以人為本的方法，對于行為層次的設計相當有效，但對于本能或反思層次的設計卻未必適用。對于后兩者而言，交互式的方法是通過妥協(xié)、團體成員和達到共識設計出來的。這種方法能保證結果的安全性和有效性，但卻難免呆板無趣。

電影制作中就經(jīng)常發(fā)生這種情況。電影監(jiān)制常常根據(jù)銀幕測試反應對電影進行修改，即向測試觀眾播放一部影片，并以他們的反響為基準進行修改。結果，某些場景被刪除了，故事的主線也發(fā)生了變化。為了迎合觀眾的口味，電影的結局常常被修改。凡此種種都是為了提高電影的賣座率和票房收入。然而問題是，導演、攝影師和編劇會覺得這些修改破壞了電影原本的靈魂。應該相信誰呢？我認為測試結果和創(chuàng)作班底的意見都是有根據(jù)的。電影的評價標準眾多。一方面，即使一部“低成本”的電影也需要耗資數(shù)百萬美元制作，而一部高成本的電影則可能耗資上億美元。電影既可以是一項重要的商業(yè)投資，也可以是一項藝術創(chuàng)作。

商業(yè)與藝術或文學之間的爭論是現(xiàn)實而適切的。最后的結論是，想要成為一名只專心于創(chuàng)作、絲毫不考慮贏利因素的藝術家，還是想要成為一名商人，為了吸引盡可能多的觀眾而對其電影或作品不斷進行修改，甚至不惜犧牲它的藝術價值作為代價。想要一部大受歡迎、吸引眾多觀眾的電影嗎？那就向測試觀眾播放該片，然后對它進行修改吧。想要一部藝術杰作嗎？那就聘請一個你信賴的創(chuàng)意團隊吧。

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（MIT Media Laboratory）的一位研究科學家亨利·利伯曼（Henry Lieberman）已經(jīng)針對“團體成員設計”提出了非常有力的反對觀點。因此，讓我在此簡要地引述一下他的話：

杰出的概念藝術家維他利·科馬（Vitaly Komar）和亞歷克斯·梅拉米德（Alex Melamid） ^[3] 曾在人群中進行過一項調查。調查的問吧。想要一部藝術杰作嗎？那就聘請一個你信賴的創(chuàng)意團隊吧。

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（MIT Media Laboratory）的一位研究科學家亨利·利伯曼（Henry Lieberman）已經(jīng)針對“團體成員設計”提出了非常有力的反對觀點。因此，讓我在此簡要地引述一下他的話：

杰出的概念藝術家維他利·科馬（Vitaly Komar）和亞歷克斯·梅拉米德（Alex Melamid） ^[3] 曾在人群中進行過一項調查。調查的問

題包括：你最喜歡的顏色是什么？你喜歡風景畫還是人物畫？然后他們舉辦了完全“以用戶為中心的藝術”展覽，但結果卻令人非常懊惱。那批作品完全缺乏創(chuàng)新或精湛的工藝技巧，甚至為那批接受問卷調查的人所厭惡。優(yōu)秀的藝術作品并不是多維空間中的某個最佳點。當然，這是他們的觀點。“完全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 ^[4] ”同樣也會遭到擯棄，因為它缺乏藝術性

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這種爭辯是必然存在的：只要藝術、音樂和表演的創(chuàng)作者與那些必須花錢把它們推向世界各地的人不是同一批人，這種爭辯就會一直持續(xù)下去。如果你想要一個成功的產(chǎn)品，那就測試并對其進行修改吧。如果你想要一個偉大的產(chǎn)品，一個可以改變世界的產(chǎn)品，那就讓一個有著清晰洞察力的人來推動它吧。后者需要承擔更大的財務風險，但這是成就偉大作品的必經(jīng)之路。